从11日开始，将与北京市档案学会合作，展开有关档案文化的系列寻访及报道。“档案”的出现由来已久，商代称“策”，秦汉作“典籍”，汉魏以后更有“文书”、“案牍”等称呼，清代以后就统一为“档案”了。所谓档案，是指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是再现历史真实原貌的原始文献。此次本报与北京市档案学会携手，走读北京的街区、乡村、大学、艺术馆、博物馆……实地触摸这座城市的记忆纹理，见证它的前世今生。

(资料图片)

北京青年报联合 北京市档案学会

“档案文化系列活动”第 一 期

濮存昕在《我知道光在哪里》曾写下他的童年回忆：“我童年最初的记忆是东单附近的内务部街，打从记事儿起，我家就在那儿。内务部街，顾名思义，是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所在，不过，说是街，并不走公交车，只是个胡同。这条胡同有著名的北京二中，有时车水马龙，是因为巴基斯坦大使馆在胡同的中间儿。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总政五号大院就在胡同东口。我家在胡同西口第一个门，日式的两层小楼，是我妈妈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宿舍。二楼我家住，楼下还有两家。”

4月23日，“青睐”与北京市档案学会合办的“档案文化系列活动”第一期，就是从走读历史丰厚故事多多的内务部街开始。

活动的主讲嘉宾是“青睐”会员的老朋友、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王老师堪称是“北京胡同活档案”，只要是能查到档案，别管是多小的一条胡同，在王老师脑中都能形成“知识图谱”，将其纵横勾错，娓娓道来。王老师说自己特别喜欢讲胡同的事儿，“因为胡同是北京人的乡愁。”在他看来，一条胡同就是一本书，真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现今唯一还在胡同里的外国使馆

4月23日适逢“世界读书日”，朝阳门街道内务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和中国书店（灯市口店）联合共建，举办了“暖巷近邻 国韵书香”活动，于是，早上9点，“青睐”会员和社区群众就相聚于古朴的中国书店内，与王老师一起“寻档追踪。”

王老师曾惊讶于内务部街里居然有个精致的小洋楼，“在北京传统的胡同里出现这样一座别致的小院，实在让人感到稀奇。”故事就从小洋楼颐寿堂讲起。多年前的一天，王老师在史家胡同博物馆碰见了两位老外，两位老外说他们住内务部街21号，“我当时疑惑21号是哪，怎么会有外国人？后来有一次我去朝阳门派出所办事，特意从内务部街走，结果发现21号是卢森堡驻华大使馆，才明白敢情碰见的老外是卢森堡驻华大使。”

因为留了联系方式，王老师受邀得以一窥究竟。内务部街21号是个英式花园，被传统的中式游廊包围，院子里面盖有洋楼。楼房底层的一块汉白玉奠基石上用中英文镌刻着这座建筑的建造时间，中文用篆字写道：“西历纪元壹仟玖佰叁拾柒年叁月壹日典基”。王老师说大使和大使夫人都特别喜欢这处院落，大使夫人还带他看院子里的一片竹子，“竹子那时已经开花了，按照竹子的生长周期，这片竹林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竹林开花就意味着竹子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

在档案馆查阅资料后，让王老师惊喜的是他居然查到了21号的建筑蓝图，“在建楼之前，业主要给工务局一个报告，批复同意才可以。”

1951年至1978年底之前，巴基斯坦驻华使馆一直设在这里，1980年，卢森堡大公国驻华大使馆租下了内务部街21号院，成为现今唯一还在胡同里的外国使馆。

内务部街21号院为何盖成西方花园别墅式的建筑

那么，内务部街21号的前世是怎样的呢？据档案史料记载，内务部街21号在1965年以前的门牌号是11号，1936年11月之前属于佟明贞和佟明达。当时佟家在这条胡同可是有钱人，就连这条胡同35号（老门牌18号）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的东岳天齐庙，也是他家的家庙。不过，如今的35号除了门楣上刻着“东岳天齐仁圣大帝庙”，已是大杂院的样子，看不到庙的本来面目了。

佟明贞和佟明达不仅拥有内务部街11号的房产，在11号东侧的10号、紧邻10号院东侧的八宝胡同2号（内务部街10号东侧门），以及10号院后身的本司胡同60号（内务部街10号后门）也都属于佟家。据统计，这片房产带廊子的瓦房有25间，一般瓦房47间，灰房27间，游廊10间，棋盘心房4间，共计房屋113间，总占地面积六亩七分二厘二毫。

王老师查阅档案后发现，1936年10月，佟明贞和佟明达因官司输了，将自家的内务部街10号、11号和八宝胡同2号、本司胡同60号的全部房产，按照每亩950元的价格，卖给了当时住在宣武门外西城根35号的商人王绍范。王绍范当时共花了16923元将房价、地价一次付清，同时还交了338元4角4分的税款。

王老师介绍说王绍范是个“富三代”，他祖父王占元在北洋时期干过湖北督军，还曾经兼任过湖北省省长，垄断军装生产，开银号贩卖黄金，还开办公司。1917年王占元在天津平安街一带的洼地建房成巷，以其堂号“三槐堂”命名为槐荫里。1920年又将天津项家胡同、建国道、三经路之间的许多简易平房拆旧建新，使之也成为槐荫里的一部分，后称为大槐荫里。

解甲归田后，王占元在天津不问政事，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等地置办房地产业，还投资金融、矿产、纺织、粮食、电力等多项实业。

1936年4月，29岁的王绍范以商人的身份，由天津来到北平闯荡。购买了内务部街的房产后，王绍范没延续老北京四合院的传统建筑形态，他将房子推倒重建，要盖成西方花园别墅式的建筑，还起了个吉祥的名字“颐寿堂”。

当时的北平，能营造花园式洋房的很少，王绍范找到了在天津建造小洋楼而闻名的平城工程公司来承担这项业务，由于此项工程是在北平，所以王绍范又找到了离内务部街不远的芳嘉园胡同30号“和记”建筑厂，作为工程的监理单位。

担任这项设计任务的是天津平城工程公司的建筑师梁如璋，恰巧梁如璋与史家胡同39号(老门牌)的冯家是亲戚，梁如璋就住在冯家绘制“颐寿堂”的设计图及建造说明，完成后呈交到北平市工务局进行审批。王老师在档案馆查到的设计图，就是梁如璋绘制的。

1944年，王绍范将颐寿堂东部的10号院租给了他的医生朋友裘祖源。裘祖源是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博士，一家五口人住在这里，抗战胜利后，裘祖源代表北平协和医学院建立了“ 北平结核病防治院”，他担任院长。

1949年，王绍范去世，1950年后，王绍范家人回天津定居，1951年，这座西式宅院租给了巴基斯坦大使馆，而这座宅院的前半部分，原来王绍范用于接待客人的客厅，则成为家属宿舍，人们用砖将通往花园与洋楼甬道的门垒砌堵死，单独成为一处院落。此后，巴基斯坦驻华使馆一直到1978年底搬离。

内务部街11号院 从明瑞府到六公主府到姜文

本次寻访，“青睐”会员最大的惊喜莫过于走进了著名的内务部街11号院（老门牌5号），这个院子现在住了100多户人家，作为文保单位平常谢绝参观，当天在朝阳门街道内务社区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青睐”会员被允许进入大院，还有现在住在院里的居民热心向导，给大家讲着大院的故事，他们的神情不自觉地显露出骄傲之情。

内务部街11号院占地6000平方米，是一组坐北朝南的大型院落，院里分为左、中、右四路（因为中部以内又分两路）。中间有两座垂花门，前后四进，原有大小院落二十余座。整个院落按《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来设计。外边原本设有三个门，后来有一个给堵上盖了房子，现在变成了三个院子，乍一进去，若没人带路，真有走进迷宫之感，大家不禁感慨着小巷之中居然能深藏如此大的院落。

内务部街11号院在乾隆年间是明瑞府，富察·明瑞是傅恒的侄子，因战功被乾隆晋封为一等诚嘉毅勇公，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一场战争中，由于清军后援不力，导致明瑞及其部下弹尽粮绝，明瑞自缢而亡，乾隆帝赐其谥号“果烈”，建了旌勇祠，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现在西城有条胡同就叫旌勇胡同。明瑞去世以后他的府邸由其子孙来继承，道光二十五年，道光皇帝的女儿寿恩固伦公主下嫁明瑞的曾孙景寿。此时景寿还没世袭公爵爵位，其地位不如公主高，所以明瑞府便改名为“寿恩固伦公主府”，因公主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女儿，这座院子又被称作“六公主府”。王老师说：“我查档案的时候，发现包括朝阳门菜市场那块也属于这个府邸，真没想到这么大。”

到了民国初期，贵族们家道败落，这个院落卖给了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岳乾斋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1918年6月7日，他开办了北京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抗战时期，院落被日伪占据，1949年北平解放后收归国有，1951年起改为总政机关的家属大院，现在已是大杂院。

很多年轻人知晓内务部街11号是因为姜文，姜文小时候曾住在这个院中，他的首部导演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将背景设在这里，后来《邪不压正》中也有11号院。

进入大院，“青睐”会员一片惊呼，掩不住的惊喜，四合院虽已破败，但整体轮廓还可看出，大门口有残存的影壁，院内虽东西杂乱，但天井、花园，假山、亭台、花厅，垂花门、抱鼓石，大烟囱都能看到，处处都是岁月的痕迹，后花园小山东侧，还有个山洞，据说是当年岳乾斋藏宝的地方。

内务部街11号院出名的另一个原因是，曹雪芹与好友敦敏、敦诚经常到这里的“养石轩”一聚，于是大家纷纷围着“养石轩”，恨不得“火眼金睛”，都穿越时光看到曹雪芹“诗酒趁年华”的潇洒身姿。

梁实秋、李敖等都曾在内务部街居住

除了颐寿堂和11号这两个著名的大院，内务部街上还有多处名人故居，比如说梁实秋1903年1月6日就出生在内务部街39号（老门牌20号），他在这个大院前后三次共住了二十多年。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曾感叹道：“想起这栋旧家宅，顺便想起若干儿时事。如今隔了半个多世纪，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实人也不复是当年的模样，纵使我能回去探视旧居，恐怕我将认不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认不得我了。” 1981年，梁实秋女儿回旧居探望时，折下一枝挂满青枣的树枝带回台湾。梁实秋浸在水中，数日后方渐渐干萎。他说：“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惟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并写下“青枣一枝传佳话，掀起游魂未了愁”的诗句。

李敖曾住在内务部街甲44号，李敖两岁时举家由哈尔滨迁到北京，生活了12年。多年后，他在《李敖回忆录》中写道：“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

曾选入清太医院医学馆学习深造，后专儿科，名噪京城，人称“小儿王”的周慕新也住在内务部街，其医术高深倍受赞誉，“内务部街胡同内，整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此外，内务部街13号（老门牌15号）是著名的北京二中，其前身是清朝左翼宗学，创建于1724年， 清政府灭亡后，左翼宗学改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曾经一度迁校址到史家胡同。段祺瑞掌管北洋政府时，其内务部办公行署就设在了内务部街13号，1936年11月，二中又迁回原址，而今该校的拱形大门便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公署的大门，当然这个大门已是新盖的了。

1906年开始北京有了门牌号

内务部街宅院里的故事听得大家入神，其实，这条街本身的建立也是由来已久。内务部街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那时它叫“勾栏胡同”，《燕京访古录》载：“东四牌楼南勾栏胡同，为元时御勾栏处。”勾栏，又作勾阑，宋元时百戏杂剧的演出场所，元代以后则成为妓院的代称，王老师讲述说明成祖朱棣当上皇帝后，迁都北京，但他担心朱允炆手下的忠臣在南京造反，就把那些忠臣和他们的家人都带到北京，男为奴，女为娼，故此有了这条“勾栏胡同”，后来改为“勾阑胡同”，乾隆时称“构栏胡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二十日，光绪帝在上谕中宣布：“巡警为民政之一端，著改为民政部”，由此民政部成为掌管全国民政事务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这条街改为“民政部街”；后因北洋政府内务部在此而改称“内务部街”，这个称呼就延续了下来。

王老师讲述说，从1906年光绪帝设了民政部开始，北京才有了门牌号码，那时的门牌就是按照数字排行，比如从这个路口的1号开始，一二三四顺序叫到路的那个口，然后再往回数，因此最大的门牌号和最小的门牌号是对着的。

1965年，北京门牌号有了一次大的变化，开始按照单双号排序，比如一条胡同，这侧都是单号，对面的一侧都是双号。因此王老师强调，查看历史一定要查到新旧门牌对照表，以免张冠李戴。

档案是个富矿，每条胡同都是一部书

作为资深的胡同专家，请教王老师逛胡同有何“攻略”，王老师说他去胡同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首先就是要把这条胡同的档案史料都看了，起码这条胡同的户口调查表都看一遍，有关这条胡同发生过什么事，档案有没有记载，网上还有哪些说法，我都会看。再有就是找街道办事处，去派出所把这条胡同的新旧门牌对照表找到。”

脑子里有了概念，王老师就去胡同转悠了，和住户聊天，尤其是和老住户聊天，“六五年以前就住这儿的，张大爷、李大妈，聊着聊着就勾起了他们的回忆，这时候就赶紧记下来。”

有了口述史料、实地调查，再加上档案史料，王老师说这些内容就可以记录下来了。

胡同越来越热，口述史也越来越珍贵，很多人建议王老师多写书，把各个胡同的“知识图谱”做起来，对此王老师也深以为然，他表示和平解放的北京留下了两大遗产，一是完整保留了北京这座城，二是完整保留了能够解释这座城的档案，“你说北京有什么地方档案解释不了的吗？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点档案都可以解释。档案是一个开发不完的富矿，都说史家胡同‘一条胡同，半个民国史’，其实史家胡同是北京这么多胡同里边很普通的一条胡同，北京的每条胡同都是一部书，每条胡同全都写成书，北京才能算是一部大书，现在总说北京要搞博物馆之城，实际上北京城过去就是一个博物馆。”

显然，这件事绝非王老师个人之力即可完成，但是他愿意竭尽所能。他回忆说，多年前曾在西交民巷办过一个展览，因为有很多复制的档案，还是比较重要，就找人晚上在展馆看护。街道找了一位失业人员做“保安”，王老师讲解展览时他也听着，一天，王老师到展馆时，已经有人去参观了，而这位保安正在做讲解，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保安也非常有成就感。后来展览结束了，保安问这些展板怎么处理，听说即将废弃时，他一块块割开拿走了。王老师和这位保安一直都有联系，不久前，这位保安告诉王老师，他正在老年大学讲胡同的历史文化。王老师特别欣慰，“这个展览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方法正确的话，谁都能成为‘文化人’。”

三个小时倏忽而过，大家心疼王老师的辛苦，王老师却是精神抖擞，午饭也顾不上吃，要立刻赶到旁边的史家胡同博物馆看看。“青睐”会员们拿着王老师亲笔签名的《档案镌刻流年》，议论着内务部街的沧桑变迁陆续离开内务部大街，往事并不如烟，它会镌刻在档案中，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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