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走了。

(资料图)

这世间，又少了一个有趣的灵魂。

像他那样，将一生活得如此挥洒自如的，不多。

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他与他的表叔沈从文终于团聚了。

他自称“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应当不是自嘲，而是有几分自得。

跟“童言无忌”的孩子一样，成为言行自由的“浪荡子”，是需要资本的。

他能成为艺术界公认的“老顽童”，也是因为跟周伯通一样，有自己的独门绝学。

这“独门绝学”的窍门在哪里，也许不用看他的画，从他的文字就可略知一二。

（节选）太阳下的风景

——沈从文与我

从十二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四十五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至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可能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的长汀……”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六十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

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坳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丁丁丁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檐四角的“铁马”风铃丁丁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

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位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累烧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哄哄哄”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实际上那距离还在六七里之遥。

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山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似的竖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羊齿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才好。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我们家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看看也就忘了。这一次来的是真人，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

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都那么淡漠了。

几年以后，我将小学毕业，妈妈叫我到四十五里外的外婆家去告穷，给骂了一顿，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个中学生和我谈了一些很深奥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懂，但我即将小学毕业，不能在这个中学生面前丢人，硬着头皮装着对答如流的口气问他，是不是知道从凤凰到北京要坐几次轮船和几次火车？

他好像也不太懂，这教我非常快乐。于是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他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

“知道！他是个文学家，写过许多书，我有他的书，好极了，都是凤凰口气，都是凤凰事情，你要不要看？我有，我就给你拿去！”

他借的一本书叫做《八骏图》，我看了半天也不懂，“怎么搞的？见过这个人，又不认得他的书？写些什么狗皮唠糟的事？老子一点也不明白……”我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

“怎么样？”

“唔、唔、唔。”

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像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这我可真火了。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后来，我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其中收集了从文表叔的几乎全部的著作。我不仅明白了他书中说过的话，他是那么深刻地了解故乡土地和人民的感情，也反映出他青少年时代储存的细腻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语言的魅力，对以后创作起过了不起的作用。对一个小学未毕业的人来说，这几乎是奇迹；而且坚信，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只身来到上海，生活困难得相当可以了，幸好有几位前辈和好友的帮助和鼓舞，正如伊壁鸠鲁说过的“欢乐的贫困是美事”，工作还干得颇为起劲。先是在一个出版社的宿舍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然后住到一座庙里，然后又在一家中学教音乐和美术课。那地方在上海的郊区，每到周末，我就带着一些划好的木刻和油画到上海去，给几位能容忍我当时年轻的狂放作风的老人和朋友们去欣赏。记得曾经有过一次要把油画给一位前辈看看的时候，才发现不小心早已把油画遗落在公共汽车上了。生活穷困，不少前辈总是一手接过我的木刻稿子一手就交出了私人垫的预支稿费。记得一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大上海这么大，黄永玉这么小。”天晓得我那时才二十一岁。

我已经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他的毛笔蝇头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将近三十年的来信，好几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他给我的。那一段时间，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耀。在一九四六年或是一九四七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有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与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凹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多自负，时间和精力像希望一样永远用不完。我和他时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以为，最了解最敬爱他的应该是我这位朋友。如果由他写一篇有关“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在写作上，他文章里流动着从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当时大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我真为他骄傲。所以我后来不管远走到哪里，常常用他的文章去比较我当时读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脚？

在香港，我呆了将近六年。在那里欢庆祖国的解放。与从文表叔写过许许多多的信。解放后，他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带着一架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上北京来探望从文表叔和婶婶以及两个小表弟了。那时他的编制还在北京大学，而人已在革命大学学习。记得婶婶在高师附中教书，两个表弟则在小学上学。

我们呢！年轻到了家，各穿着一套咔叽布衣服，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见到民警也务必上前问一声好，热烈地握手。

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为北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已。

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织生活。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他热爱这个崭新的世界，从工作中他正确地估计到将有一番开拓式的轰轰烈烈、旷古未有的文化大发展，这与他素来的工作方式很对胃口。他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会新的观念对于他这个人能有多少了解？这需要多么细致地分析研究而谁又能把精力花在这么微小的个人哀乐上呢？在这个大时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人做……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的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两个表弟那时候还戴着红领巾，我们四人经过卖冰棍摊子时，他们还客气地做出少先队员从来不嗜好冰棍的样子，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跟当时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嘘……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毕业，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

两年后，我和梅溪就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回到北京。

那是北方的二月天气。火车站还在大前门东边，车停下来，一个孤独的老人站在月台上迎接我们。找们让幼小的婴儿知道：“这就是表爷爷啊！”

从南方来，我们当时又太年轻，什么都不懂，只用一条小小的薄棉绒毯子包裹着孩子，两只小光脚板露在外边，在广东，这原是很习见的做法，却吓得老人大叫起来：

“赶快包上，要不然到家连小脚板也冻掉了……”

从文表叔十八岁的时候也是从前门车站下的车，他说他走出车站看见高耸的大前门时几乎吓坏了！

“啊！北京，我要来征服你了……”

时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

比他晚了十年，我已经二十八岁才来到北京。

时间是一九五三年二月。

我们坐着古老的马车回到另一个新家，北新桥大头条十一号，他们已离开沙滩中老胡同两年多了。在那里，我们寄居下来。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徙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送也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人知道他无所谓，索性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

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叨一些鼓励的话……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乎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至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胀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

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借用他自己的话说：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什么力量使他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真是难以相信，对他自己却早已习以为常。

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确是受到锻炼，性格上撒开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派他看菜园子，“……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还提到史学家唐兰先生在嘉鱼大江边码头守砖，钱锺书先生荣任管仓库钥匙工作，吴世昌先生又如何如何……每封信充满了欢乐情趣，简直令人嫉妒。为那些没有下去的人深感惋惜。

这段时间，仅凭记忆，写下了《中国服饰史》稿的补充材料。还为我的家世写了一个两万余字的“楔子”。《中国服饰史》充满着灿烂的文采、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美学价值，以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明艺术的发展和历史趋势（这部巨型图录性的著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不久恐将问世）。那个“楔子”，从文表叔如果在咸宁多呆上五年，就会连接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然，留下那个“楔子”就已经很好，我宁愿世界没有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也不希望从文表叔在咸宁多呆上一天。在那种强作欢悦的忧郁生活中，对一位具有细腻心地的老年人说来，是不适宜维持过久的。

咸宁有个地方也叫双溪，当然跟金华的那个双溪是两码事，从文表叔呆在那里不少日子了。我几次想在信上提一提李清照的词《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深感自己可耻的残忍。这不是诗情大发的时候！

几年之后，我们全家在北京站为表叔举行一个充满温暖的归来仪式。“楔子”不必继续写下去了，“要爷爷，不要‘红楼梦’！”（孩子们把那部未完成的小说代号为“红楼梦”），能够健康地回来，比一切都好。

原来的三间房子已经变成一间，当然，比一切都没有要好得多。回忆前几年的生活，谁不珍惜眼前的日子呢？

再过半年，婶婶作为退休也回来了，从文表叔得到一些关心，在另一条两里远的胡同里，为他们增加了一个房间。要知道，当时关心人的人，自己的生活也是颇不稳定的，所以这种微薄的照顾是颇显得具有相儒以沫的道义的勇气和美感的。于是，表叔婶一家就有了一块“飞地”了，像以前的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一样。从文表叔在原来剩下的那间房间里为所欲为，写他的有关服饰史和其他一些专题性的文章，会见他那批无止无休的不认识的客人。把那小小的房间搅得天翻地覆，无一处不是书，不是图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纸条。任何人不能移动，乱中有致，心里明白，物我混为一体。床已经不是睡觉的床，一半堆随手应用的图书。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写字。夜晚，书躺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这一切都极好，十分自然。恩格斯说过：“……除了真实的细节之外，还应注意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在这里，创作的三个重要元素都具备了。

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五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的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个“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

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北京找他的舅舅——我的祖父。那位老人家当时在帮熊希龄搞香山慈幼院的基本建设工作，住在香山，论照顾，恐怕也没有多大的能力。从文表叔据说就住在城中的湖南会馆面西的一间十分潮湿长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那当然是更加凉快透顶的了。

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

敲门进来的是一位清瘦个子而穿着不十分讲究的、下巴略尖而眯缝着眼睛的中年人。

“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

“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

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你可吃包饭？”

“不。”

邀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谈。

郁达夫走了，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表叔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

……

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但竟然不承认那是正式的作品，很快地收藏起来，但有时又很豪爽地告诉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纸给你画些画。我知道，这种允诺是不容易兑现的。他自然是极懂画的，他提到某些画、某些工艺品高妙之处，我用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

他也谈音乐，我怀疑这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他清不清楚。

但是他明显地理解音乐的深度，用文学的语言却阐述得非常透彻。

“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地笑爷爷吹牛，他们说：“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气，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大力士。

契诃夫说过写小说的极好的话：

“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

这几乎是搞文学的基本规律和诀窍，也标志了文学的深广度和难度。

从文表叔的书里从来没有——美丽呀！雄伟呀！壮观呀！幽雅呀！悲伤呀！……这些词藻的泛滥，但在他的文章里，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

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有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

“……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

跟表叔的第三次见面是最令人难忘的了。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那么彩色斑斓；谁也没有料到，而恰好就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绳子上，像两只可笑的蚂蚱，在崎岖的道路上做着一种逼人的跳跃。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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